难怪黄循财总评理中客,查其背景后才知,他祖父曾为日本人服务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的一番表述,在区域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他讲话中有两个点特别引人注意。第一,在提及钓鱼岛时,他使用了日方所称的“尖阁诸岛”。第二,他建议中国应当“搁置历史,向前看”,并以东南亚国家为例,说明与日本和解是可行的。

这些话从一位资深政治人物口中说出,尤其是在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其背后的考量与传递的信号,值得细细解读。

在国际外交语境中,用词是极为考究的。

关于钓鱼岛的称谓,国际社会为了表示中立,通常会采用“钓鱼岛/尖阁诸岛”并列的方式。这是一个普遍的做法,旨在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主张。

当一位国家领导人选择只使用其中一方的称谓时,这通常会被外界解读为一种立场上的倾向。 这不是一个随意的口误,而更像是一个经过权衡的选择。

他言论中另一个核心,是劝说中国“向前看”。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希望缓和区域内的紧张关系。但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就在他发表此番言论的同期,日本方面的一些动向,似乎与“寻求稳定”的基调不太一致。

例如,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曾有涉台言论,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存亡危机”,这种说法直接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同时,日本的防务预算也在持续增加,已经突破了其GDP的1%,并朝着2%的目标迈进。这些动作,让外界在理解黄循财所说的“日本显然倾向于稳定关系”时,产生了一些困惑。

因为区域的稳定,需要相关各方共同努力。如果一方在不断制造新的紧张因素,那么单方面要求另一方“搁置历史”,其效果和说服力,可能就会打上一些折扣。

黄循财在讲话中,还提到了东南亚国家的例子。他认为,东南亚国家已经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与日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个观点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

从政府层面,确实,出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许多东南亚国家在战后都与日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在经贸领域展开了深度合作。日本的投资和技术,对东南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但是,政府层面的和解,并不完全等同于民间记忆的消失。

在菲律宾,每年都会有纪念马尼拉大屠杀的活动。在那场悲剧中,有超过10万平民丧生。这个历史伤痕,至今仍在影响着许多菲律宾家庭。

在马来西亚,关于日占时期的残酷记忆,也通过各种民间团体和历史教育,在一代代人之间流传。

特别是在新加坡,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尤为深刻。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展开了所谓的“肃清大检证”。这场针对华人的清洗行动,造成了数万人死亡,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为了铭记这段历史,新加坡政府在市中心建立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每年的2月15日(新加坡向日军投降的日子),官方都会在此举行悼念仪式。

新加坡的学校教材、国家博物馆,都有大量关于日占时期的内容。可以说,新加坡自身正是通过“不忘记历史”,来凝聚国家认同和国民精神的。

所以,当黄循财以东南亚“已经放下”为由,劝说中国时,这种说法与区域内许多国家,包括新加坡自身的实践,存在一定的出入。

这里可能混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政府间基于现实利益的经济合作,另一个是深植于民间的历史情感和民族记忆。前者可以为了发展而灵活调整,后者却很难被轻易“搁置”。

那么,为什么黄循财会选择发表这样一番言论呢?这背后,反映的是新加坡长期以来奉行的一种外交战略。

作为地处马六甲海峡咽喉位置的小国,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高度依赖于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环境。

建国以来,新加坡一直试图在各大国之间维持一种精巧的平衡。其国父李光耀曾确立了“经济靠亚洲,安全靠美国”的基本国策。

这意味着,新加坡需要同时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良好关系。

它既希望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成为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节点。 同时,它又需要借助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樟宜海军基地对美军的开放,就是这种战略的直接体现。

在这种战略框架下,新加坡时常需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姿态,以维持平衡。

黄循财的这番话,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平衡术”的一次具体操作。

通过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展现出一种更偏向美日立场的姿态,他可能希望向美国和日本传递一个信号:尽管新加坡华人占多数,但在战略选择上,新加坡是站在西方阵营这一边的。以此来巩固与美日的安全合作关系。

这种选择的背后,也可能与他个人的成长背景和价值观有关。

有资料显示,黄循财的祖父在日占时期,曾为驻马来亚的日军工作。在那个普通民众普遍食不果腹的年代,这样的经历让他的家庭得以保全。

这种在乱世中依靠“合作”来求生存的经历,可能会塑造一种以“实用主义”和“利益优先”为核心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新加坡国家层面的生存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不过,这种传统的“平衡术”,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过去,新加坡可以游刃有余地在东西方之间扮演桥梁角色。但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选边站队的压力越来越大,“中间地带”正在被压缩。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经济根基,也面临着长期的潜在风险。

新加坡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它作为马六甲海峡航运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之上。但是,全球贸易路线并非一成不变。

例如,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北极航道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一旦北极航道实现全年常态化通航,从东亚到欧洲的航线将被大大缩短,大量船只可能会选择绕开马六甲海峡。

这对以港口经济为生命线的新加坡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远期挑战。

在这种大背景下,主动疏远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区域内最重要的经济引擎,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长期选择,是值得商榷的。

一个国家的国际信誉,是其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新加坡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发挥超出其体量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长期以来建立的“中立、客观”的调解人形象。

但这种信誉是需要精心维护的。一旦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被外界普遍认为“拉偏架”,那么它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就可能受损。

黄循财的言论,在短期内或许能取悦某些盟友,但从长远看,却可能透支新加坡几代人辛苦积累下来的外交资本。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小国的生存智慧,或许不在于左右逢源的投机,而在于坚守原则的定力。对于历史,正确的态度不是选择性地“搁置”,而是共同地“正视”。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真正地吸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从而实现真正的“向前看”。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