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党骑兵旅长要指挥曾是死敌的解放军部队去平叛，这事儿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别扭。确实，有解放军连长当面质疑：“那个姓安的犯下那么多血债，他还了吗？”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新政权在面对旧部投诚时，如何化解历史积怨、重建信任的真实写照。这场考验，远不止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恩怨背后的大格局
平津战役结束后，华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地处北疆的绥远何去何从，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日程。1949年9月，国民党开明将领傅作义亲自前往绥远，召见了包括安恩达在内的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坦诚地谈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共产党人心所向的事实，劝说这些将领认清大势，考虑起义。安恩达，这位出身贫困、曾是傅作义老部下的骑兵旅少将，虽不甚懂政治，但通过多年战事，也渐渐得出“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结论。听了傅作义的这番话，他当即表示同意起义。
仅仅过了十几天，也就是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将军等39名国民党将领和各界知名人士，通电宣布在绥远光荣起义。起义后不久，安恩达带领的骑兵第5旅，被编入解放军第37军骑兵旅，并在当年12月底调往五原西鄂家地一带驻扎。1949年12月17日，驻绥东解放区的我方省政府、区党委与军区机关进驻归绥。到了12月27日，根据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以傅作义为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的绥远省军政委员会。新成立的绥远军区也由傅作义兼任司令员，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姚喆担任副司令员。对于起义人员的人事安排，原则上是不升不降，原职使用，生活待遇不变，甚至允许机关干部超编安排，这让很多起义人员倍感温暖和满意。
然而，起义部队成分复杂，许多军官对起义仍心存疑虑，叛逃现象时有发生。为此，绥远军区决定集中高级军官参加短期学习，以提高觉悟，加深对解放军宗旨和性质的认识。1950年1月，安恩达奉命从五原来到军区驻地归绥，与其他军、师（旅）长一同参加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在学习结束前，绥远省委第一书记兼副政委高克林和副司令员姚喆单独召见了安恩达。安恩达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二十多年来所犯下的“危害人民的罪恶”，感到心里难受。高克林安慰他说，那是社会问题，旧社会里他们谁也做不出为人民服务的事。姚喆也鼓励他：“党的政策是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你参加起义就是参加革命了，只要今后好好为党和人民工作就是了。”这次谈话对安恩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宽容和信任，也更加坚定了跟随共产党的决心。
首次受命，能力与忠诚的双重检验
1950年2月10日，安恩达圆满结束学习，精神饱满地返回部队。仅仅两天后，也就是2月12日晚上，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平静。军长张世珍紧急召见安恩达，告诉他原国民党111师副师长庞茂卿带着一个团叛变了，现在盘踞在同义隆。张世珍接军区高政委的指示，命令安恩达立即率领骑兵旅两个团，在拂晓前包围叛军。这个命令，既是对安恩达军事能力的信任，也是对他忠诚度的直接考验。
安恩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命令，当即抓起电话，通知旅里各团准备出发。2月13日凌晨1点，他率领骑兵第9团、第10团，向距旅部四五十里地的同义隆疾驰而去。部队行进途中，在乌家河南，忽然传来激烈的机枪声。原来，第9团的尖兵连遭到了叛军重机枪连的阻击。安恩达立即下令，指挥部队徒步将叛乱的重机枪连包围，不到一小时便将其全部缴械。部队随即上马继续过河。
就在安恩达骑马随大队行至河中间时，警卫连长大声报告：“旅长，叛军的副团长来找你！”这位副团长在马上急促地表示，他们团并非自愿叛逃，是庞茂卿副师长欺骗他们说是换防。他还说，团里的排长孙得胜已经与庞茂卿发生争执，并将其打死。他们团现在正返回原驻地，请求安恩达部队在他们过河时不予开枪。安恩达思索片刻，派一名排长前去核实情况，排长回来报告：“情况属实，庞茂卿死了。”安恩达当即命令第9团，将刚刚缴械的重机枪连的人员和枪支，全部让副团长带回原营房，等候上级处理。
天未亮，步兵尚未到达，但叛军问题已全部解决。安恩达回到旅部后，立即向军长张世珍报告了情况。张世珍将此事上报军区，得到肯定后，对安恩达的表现非常满意。从此，安恩达在绥远军区开始有了“平叛专家”的名声。
老兵心结：谁来解开那道伤疤？
然而，考验并未结束。1950年5月初，原驻西公旗西滩的卢万惠团400多骑兵夜间叛变，开进安北县，打死了共产党员县长和公安局长，抢劫了武器和马匹，并打死多名老百姓，然后向西逃窜。尽管绥远军区连续围剿，但卢万惠叛团多是当地土匪，熟悉地理情况，未能完全剿除，依然四处活动，威胁着新生政权的稳定。
这时，绥远军区首长再次想起了安恩达。5月中旬的一天，军长张世珍和新来任职的政委、红军干部帅荣将安恩达叫到军部，命令他指挥解放军骑兵第一师第三团，并协同他自己旅的直属连，以剿抚兼施的办法解决卢万惠叛团。然而，这次任命却在解放军骑兵第一师第三团内部引起了一点波澜。这支部队前身是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骑兵旅，曾多次在大青山与傅作义部骑5旅（安恩达曾任该旅旅长）交战，双方可以说是从抗战打到和平起义前，特别是集宁、大同战役，傅军骑5旅与晋绥军区骑兵旅在大青山连战四十多天，双方伤亡都很大。
得知自己要被昔日宿敌指挥，一些官兵心里想不通。一名连长发牢骚：“那个姓安的犯下那么多血债，他还了吗？”甚至有人编了个顺口溜：“早革命不如晚革命。”部队中弥漫着复杂的情绪。师政委李佐玉得知后，立即召开全师干部大会，他掀开上衣，露出肚子上三寸长的伤疤，坦诚地说：“我肚子上那道伤疤，就是被国民党兵砍的，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他接着强调：“但是，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话的，人家安旅长深明大义，毅然起义，过去的账就要一笔勾销。现在安旅长是人民军队的高级干部，作为革命军人就要服从命令，服从剿匪平叛这个大局。”经过李佐玉一番苦口婆心的讲话，骑一师不少人的心里疙瘩被解开了，最终选择了服从，奔赴平叛战场。
智取顽匪，宽大不等于纵容
在安恩达的指挥下，部队很快就将卢万惠团杀得大败，卢团被迫躲进了山里。安恩达并没有急于强攻，他侦察后发现，卢万惠匪团占领的地形确实险要，易守难攻，硬打伤亡会很大。他决定先尝试劝降。他亲自给卢万惠写了第一封信，劝其回来。然而，两天后卢万惠回信反驳，并扬言“你如欺骗我，我唯有拼命以待”，表现出其狡猾本性。
安恩达随即改变策略，开始侧面迂回。他找到了曾与卢万惠一道在郝游龙手下共事的蒙族起义沙团长。安恩达向沙团长说明当前绥远形势，启发他为新绥远做贡献，并请沙团长写信给卢万惠，讲明利害关系。沙团长痛快答应，很快写了信。与此同时，安恩达也写了第二封信。随后，两人各派一名参谋和副官，雇老乡带路，前去送达。两天后，卢万惠回信，同意在沙团长驻地西边的一个小村见面。
一次日早7点，安恩达带一个警卫员前往沙团长驻地，与沙团长会面后，两人商量后决定一同去见卢万惠，并准备了酒菜准备宴请。在一个院子外，他们见到了卢万惠、田振英副团长、王参谋长和四位连长。安恩达简明扼要地讲了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重申了收编他们的话。卢万惠听后未表示反对，但询问收编后队伍如何安排。安恩达表示会保留骑兵团的编制。尽管卢万惠仍有疑虑，安恩达提议一同前往同义隆吃顿饭，边吃边谈。卢万惠可能出于安全考虑，见安恩达只带一人，便令自己的队伍就地暂驻，只带亲信同去。
在同义隆镇，酒宴早已备好。大家边吃边喝边谈，最终卢万惠同意被收编，但提出要在同义隆一带驻扎。安恩达考虑到若在此驻扎，仍不受管辖，但若不答应，谈判可能破裂，于是当即答应电报请示军部。约一小时后，军部回电：同意收编卢团，但指定驻地在军部西南、旅部东南的一个村，并令即日开驻，否定了他们驻扎同义隆的企图。安恩达让卢万惠看过电报，要求他第二天开往指定驻地，并警告他，如果再不接受，就只好开战。卢万惠思忖良久，也觉得开战对自己没有好处，为赢得休整时间，答应了按指定位置驻军。
第二天，卢万惠团确实开进了指定驻地。安恩达亲自前往看望并讲话，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不准骚扰人民，粮秣由兵站拨取。他还派了王泽甫少校和郭贯一上尉协助工作，实则暗中监视。然而，卢万惠团在被收编的两个月里，并没有改邪归正。他们网罗地主、特务、土匪，吃喝玩乐，反对共产党，辱骂绥远起义。更严重的是，常常有三分之一的骑兵不在驻地，不知去干什么，估计是去抢劫或串联。
到了7月9日，安恩达接到军部开会的通知，前往军部汇报了卢万惠团的问题。军长张世珍和政委帅荣传达了军区命令：一定要解决卢万惠团，不能让他们再逍遥下去。安恩达看到军首长严肃的指示，当即表示完全拥护，并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缓十天左右行动，以便一网打尽；二是为了稳住卢万惠，由军部下发编制表，将该团编为军直骑兵团，调回其所有人员，再以清点武器为名将其全部缴械；三是卢万惠团的陈永胜连当时被谷耀武副旅长带去剿匪，应由军部给谷耀武发电报，让他就地解除陈永胜连的武装。张世珍军长和帅荣政委当即采纳了安恩达的意见。
随后，张军长立即命令参谋给谷耀武副旅长发了绝密电报，同时让身边人员给安恩达准备了蒙蔽卢万惠的编制序列表。当天下午，安恩达带着编制序列表返回旅部，立即通知第2团、卢团和旅直属部队，于7月2日上午召开团长紧急会议。会上，安恩达首先传达了军部转发军区检查武器的文件，决定7月29日上午6点集合检查枪支。随后，他面带微笑地将改编卢团的编制表交给卢万惠，说：“卢团长，你高升了。”卢万惠看过编制序列表，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安恩达趁机对他强调：“你们以后是军直属单位了，可要正规起来呀。19日前，你一定把外出的官兵连同枪支、马匹，如数找回来进行检查。”卢万惠高兴地答应照办。
解决卢万惠叛变团的计划，安恩达除秘密告知廖政委外，其他人包括副旅长、参谋长均一概不知。7月19日早5时，安恩达起床，召集了景副旅长、崔参谋长、李参谋、刘副官，这才告诉他们，今天集合队伍检验枪支，正是为了解决卢万惠团，将其缴械。安恩达特别强调，此次行动是军区命令，任何人不能违背，必须干脆、彻底地完成任务。随后，他进行了具体布置：验枪时直属连在排头，紧接是2团，卢团在排尾。队形站好后，架枪听候检验，先派卢团出警戒，检验完警卫连将其换回。一切布置完毕，安恩达又请廖政委过来，告诉他卢团大部分是土匪，缴械时，让他带着政工人员站在西边，万一开枪就到墙外去。
各团和直属连陆续到达集合场地时，卢万惠团的田振英副团长来找安恩达，借手枪应付检查。安恩达装作不在乎地说：“没有带来就算了，检查时说一声就可以了。”实际上，田振英是来观察动向的。部队集合后，按照口令架枪、坐下，开始接受检查。军部派来的军械干部和旅后勤部军械科人员开始认真检验枪械，先检查直属连，再检查第2团。当检查人员到卢团的枪架前，每人抱起十余支枪便拿走时，卢团官兵一看情形不对，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安恩达站在队列前高声大喊：“坐下，坐下，我有话讲。军部有信，等会儿给大家念。”与此同时，附近的部队也做好了开火的准备。卢团官兵一看这个架势，只得乖乖坐下。
安恩达看到他们安静下来，走到队列前，大声说：“你们是我亲自收编，经37军批准的。可是，你们进来只两个多月，远近人民群众舆论纷纷。群众说卢万惠团的驻地是第二个台湾，窝藏大地主、土匪、特务。许多人乘马带枪，无处不去，甚至十天八天不归队，不知去干啥。所以，军首长命令我将你们团的枪械暂时收缴起来，马匹集中起来，均暂代保管。你们团连以上的官员集中到军司令部军训队学习，排长以下官兵集中旅司令部集训队训练，计划时间3个月，3个月后官复原职，枪马归还。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邪归正。”说完，安恩达掏出军首长的信，大声念了一遍。卢万惠团全体官兵坐在地上低头听讲话，鸦雀无声。随后，安恩达命令将卢团全体送往西边学校大院内，中午派人送饭。其中连以上官员另外集中在一起。为了稳定这些官员的情绪，安恩达还派警卫员送去当时的纸币50万元，让他们买烟抽。
当天下午3点后，安恩达估计他们身上还会有枪，他让警卫员先去向卢万惠说一声“旅长要去看你们”，卢万惠等表示感谢。安恩达去时，警卫员想多去些人，但安恩达坚持只去一人。进了院子，卢团的军官都围了过来。安恩达讲话前先问：“谁身上还有手枪？可留下交我保存，不然带着有些不便。”大家愣了一下，一个连长先交出一支小手枪，其余的人也陆续掏出了隐藏的枪支，共计6支手枪、2支撸子。这时安恩达才彻底放了心。
当晚，卢万惠、田振英副团长、王参谋长和三个连长共六人被用汽车送往军部，随即戴上手铐、脚镣。7月20日，他们被专车转送绥远军区。因为他们血债累累，三个月后，这六人全部被枪决。排长以下官兵经旅部培训三个月后，分别编入各团。至此，卢万惠匪团彻底被解决。
结语
这场平叛行动，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智慧的胜利。它证明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面对复杂历史遗留问题时，能够超越简单的恩怨报复，通过宽严并济的策略，最终实现军队的整合与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些曾心存芥蒂的解放军老兵，最终理解了大局；那些曾与人民为敌的旧军人，也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而死不悔改者则付出了代价。这其中，安恩达这位原国军旅长，无疑以其行动，书写了新旧力量融合的一页，也回应了那个关于“血债”的质问——真正的“偿还”，有时是融入，是奉献，更是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