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冷西
曾执掌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国际部门的领导岗位。
新华社副总/总编
全国政协常委
任人民日报总编
中央宣部副部长
在1987年至1997年的那十年间，尽管吴冷西饱受疾病折磨，但他仍旧笔耕不辍，创作了《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这一部具有深刻历史研究价值的回忆录。此外，他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完成了数十万字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
在《忆毛主席》这部作品中，吴冷西以生动的笔触，将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时期毛主席的精彩讲话和他个人的私密对话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凭借其详尽的历史回忆，吴冷西让读者得以直观地领悟毛主席在该时期的核心理念，为后世的研究与思考贡献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当时的总编辑
吴冷西晚年回忆
毛主席指出，当前报纸的宣传报道必须作出相应调整，避免陷入空洞的言辞。所谓“压缩空气”，实则并非意在泼冷水，而是旨在提醒我们切勿过度夸大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在行动中，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口号和设定目标时，务必预留合理的余地。
近期，媒体在描绘现实情形时，不时暴露出某些不足，甚至偶尔有夸大其词的现象。比如，在讨论各项指标与规划时，常常倾向于过分渲染。在调整压缩空气的过程中，激励的话语自然应当传递，然而务必警惕过度夸张的言辞。
如今，各地纷纷推出各式各样的“化”改革措施。“化”的精髓在于变革，这一理念深植于民众的共同心声。对于“化”的呼唤，声势浩大，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然而，在报纸的宣传过程中，我们务必保持审慎。以绿化为例，单纯种植几株树木尚不足以称之为绿化，它要求树木能够茁壮成长、连绵成片、形成森林，正如从飞机上俯瞰湘南、粤北，那片葱郁的景象才真正代表绿化。同理，水利化的问题也是如此，有人宣称一年内即可完成，有人断言三年内可以达成，但事实上，这些都还不能称为“化”，它们仅是对某些局部的调整。
谈及“四无”理念，我们应当坚定其对现实世界的可行性，同时亦需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这一目标并非短期内可以轻易实现，亦非三五年内便能轻而易举地达成。在深入探讨“化”与“无”的具体实践时，我们不应轻率地宣称已完全实现。即便是制定规划或提出口号的环节，我们也应保持适当的灵活性，预留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以避免过于僵化与绝对。
报纸宣传须深入细致。我们坚持“量多、速快、质优、价廉”的工作信条，然而在新闻采编的实际操作中，绝不能过分强调“量多”与“速快”，而忽视了“质优”与“价廉”的同等重要性。我们的目标在于追求卓越与实效的完美结合。所谓“大而无功”，实则并非追求规模的宏大，而是应当更加注重实际成果。单纯空谈理论而不付诸实践，实则与徒劳无益无异。
4. 当下，全国各地正涌动着蓬勃发展的热潮，新生事物接连涌现。然而，其中亦不乏良莠不齐的现象，优劣掺杂。记者与编辑们亟需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思想水平，以便对眼前错综复杂的景象作出精准的政治判断，并展现出前瞻性的洞察力。
五、报业所遭遇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人民日报》上，同样也影响着省级报纸。今年夏日，全国各地的报纸总编辑们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新闻宣传工作的改进之道。在南宁的会议上，反“右倾”的气氛尤为突出，而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则主要致力于提振精神、激发斗志。尽管在这两次会议中，也有部分声音提出留有空间或适度调整的建议，但此类观点相对微弱。直至五月份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呼声成为主流，盖过了其他所有声音。
肩负起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宣传使命之时，我亦顺应时代的潮流前行。然而，牢记毛主席的深切教诲，在起初阶段，我的言行举止无不显得格外谨慎。进入六月，农业领域的“卫星”产量节节攀升，紧接着，钢铁与煤炭领域的“卫星”产量亦相继涌现，大跃进的浪潮达到巅峰，夸大其词的之风遍及各方。
起初，人民公社仅作为报道的典型被引用。然而，随着河南省内公社化运动的全面铺开，一股共产主义的浪潮迅猛涌动。尽管不能确切断言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1958年的浮夸风潮与共产主义浪潮中承担了主导角色，但我在那个阶段负责这两家机构的宣传工作，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至今仍使我深感愧疚。
毛主席曾亲自告诫，必须密切关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每日发布的报道与评论，确保思维保持敏锐。作为推动者，我们不仅要积极助力，更应秉持冷静的态度，决不可沦为冲动冒进的推动者。
毛主席曾精辟论述，他对报纸的宣传工作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1958年11月22日）当夜，毛主席亲自将我和田家英召唤至他面前，展开了一场关于宣传工作中精简内容、突出事实真相的深入交谈。他特别叮嘱我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记者，对于任何事物都应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并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显而易见，毛主席对那日的会议印象至深，交谈时他的情绪依然激昂。当时，毛主席本拟与各大区组长商讨调整1959年的生产目标，特别是钢铁产量的目标。该指标最初是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确定的。
毛主席提议将钢铁产量目标从3000万吨调整至1800万吨，初衷是为了争取大家的理解。然而，这一提议却意外地引发了各组长的一致反对，他们纷纷力主维持原有的生产目标。
毛泽东同志曾经强调，个别人试图强制改变我的想法，然而我对此深感疑虑，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提出的依据不够充分。有人计划在明年将某地的钢铁产量翻一番，而某些省份甚至设定了增长至四倍的目标，更有个别省份提出了增长十倍甚至三十倍的极端计划。这样的增长比率显然过于夸张，又如何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呢？
毛主席指出，目前已有多达12位部长递交了工作报告，报告中的目标定得极高，简直如同挑战书。即便我难以达成这些目标，也不至于危及生命。铁道部长提出，希望在1959年之前修建2万公里铁路。然而，周总理所领导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五年内完成这一目标，而这名部长竟宣称能一年内完成，这不是神话般的事情吗？若果真能如他所说，我倒愿意接受“机会主义者”的称号。
毛主席进一步阐明，实际上，我们追求生产1800万吨钢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其能否实现仍充满不确定性。今年（1958年），我国钢铁产量预计将突破1000万吨，但优质钢材的产量却仅为850万吨。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尽管郑州会议持续数日，但并未能有效驱散思想上的迷雾，众多人的思维依旧过于激进。
1958年，钢铁产量的迅猛增长，使得产量成倍上升，导致六千万人民被迫迁移至山区，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动荡。若次年产量再翻一番甚至实现数倍提升，局势又将发生何种变化？
毛主席曾指出，他之所以邀请我们齐聚一堂，其目的在于迅速将“压缩空气”的精神传递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与编辑们。他严肃地强调，当前宣传工作应当以“压缩空气”的理念为核心，摒弃夸大其词，坚持务实作风，同时严格控制个人情绪，防止情绪失控，更不应引导他人步入情绪失控的歧途。
毛主席曾强调，投身新闻宣传岗位的同志们，无论身为记者或编辑，在分析问题时都应持有一份全面的视角。既要深刻揭示事物的根本属性，亦不可忽视其周边诸多关联。既要敏锐捕捉事物的核心要素，亦不可放过任何细微的细节。既要赞扬已取得的辉煌业绩，亦要正视并直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正是辩证思维的体现，也被称作“两点论”。
在当代社会，一种不良倾向是倾向于回避对不足、不满和负面信息的讨论。然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即便是看似完美的事物，也难免存在瑕疵；反之，那些问题频发的事物，也可能有其积极的一面，只是优劣程度有别。当面对一致好评时，我们应自问是否真的无可挑剔？当面对广泛的批评时，我们也应深思事物是否真的毫无价值？以大跃进为例，其初衷充满正能量，但过度的乐观主义却导致了不良后果。
在我看来，采取隐瞒产量似乎更显策略。若真实情况是粮食产量偏低，却故意夸大数字，那么这种虚报产量的做法，终将导致国家依据这些不实的数字进行征购，进而过多征购过头粮，最终受苦的将是广大农民。尽管隐瞒产量与少报产量同样并非善举，但我对此持有一定的理解。
稻穗硕果累累，干部自需如实上报，而农人心中却愿有所保留，无非是想留存更多粮食，以享更多佳肴。数十载岁月流转，我国农民饱尝温饱之苦，对丰饶食粮的向往何罪之有？若隐瞒真相，粮食依旧在；若虚报数据，粮食却可能销声匿迹。虚报之弊，危害深远。
“以巢湖为瓢勺，手捧其水以滋养干旱之地”，此等意境虽高远，但在实际推进水利工程时，却难以如此浪漫地付诸实践。
毛主席曾指出，在大跃进时期，部分虚报现象源于上级过度施压任务。问题之严重在于，我们竟不假思索地全然信赖了下级呈报的数据。有一位县委书记，他强迫农民进行麦田灌溉，下令连续苦战三昼夜。然而，农民们在夜间在地头挂起灯笼，由小孩担任放哨，而大人则休息。当那位县委书记看到灯笼亮起，便误以为灌溉工作已经完成。
鉴于夸大其词的现象愈发普遍，我们对提交的报表难以完全信任。因此，有必要对其可信度进行适当调整，大约降低三分之一，这样的估计相对更为稳妥。若仅凭这些可能存在夸大的数据来制定生产计划，风险是极高的；而若以此为依据制定供应计划，其风险系数更是成倍攀升。
毛主席曾强调，投身新闻行业，不论是记者或是编辑，都需保持思维灵活与公正不偏，坚决遵循实事求是的核心原则。在深入采访的每一阶段，我们应摒弃盲目接受他人意见的倾向，主动思考，对信息的真伪及合理性进行严格的甄别与评估。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根据部分省委的反馈，在“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采纳了一系列做法，包括编制各省份的进度表（例如水利工程中的土石方进度表）以及发布所谓的“卫星”报道（如粮食和钢铁产量异常增长的“卫星”报道）。这些做法对各地区施加了极大的压力。由此，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的负面氛围，各地竞相夸大其词，言过其实。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以此为鉴。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确保在新闻报道的每个环节中，对事实真相进行严谨的核查。新闻报道的根本宗旨难道不是追求真实吗？我们必须严谨地区分事实与虚构，清晰界定夸大其词、编造事实与真实报道、确凿无疑之间的界限。新闻与文学创作不同，不应凭空虚构内容，更不能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
继而，适时投入明矾，用以澄澈纷扰的思绪。据最新消息，《人民日报》近日刊发了一篇社论，对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安排展开了深入探讨。社论明确指出，过渡期应适当缩短，建议在三四年至五六年的时间内完成，同时摒弃了北戴河决议中提到的“或许更长时间”的观点。
毛主席曾言，那段未完的言论，乃是我有意添入，初衷在于行事谨慎。然而，回顾过往，我深感当时之举略显轻率。若诸位删去那后半句，或许情绪会更加激昂。我不禁心生疑问，此举是否源自某位政治局委员的倡议。
毛主席曾言，过去半年间，群众热情似熊熊烈火，我也深受其激励。因此，我们务必采取应对策略，例如投放明矾以平复情绪，压缩空气以减缓热度。尽管适当泼冷水亦可行，但我们须留意维护干部与民众的积极性。若发生失误，责任应归属上级领导，切不可将责任转嫁给下属。
关注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在宣传策略上表现得过于直白，这一做法不仅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误解和情绪波动，同时也对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塑造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曾严肃地警示，切勿因虚荣而引发实质性的损害，如今这一隐患已初见端倪。杜勒斯每日对我方言辞恶毒，实则透露出他内心的不安，唯恐我国迅猛发展。
对于有关美国可能采取预防性打击的传言，对我国并无实际益处。何必给自己增添烦恼，成为众人的焦点？再者，我们在取得的成就中可能包含了一些夸大的部分。即便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也不应过分张扬，保持谦逊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我国幅员辽阔，身为一个庞然大物，却在经济发展上仍处于较为贫困的阶段。尽管今年我们开启了雄心勃勃的跃进计划，然而，根据目前已对外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尚不及七十元，而工人的月均工资也仅仅约为六十元。
近期，有部分县级行政官员流露出过分乐观的态度，宣称仅需三年不懈努力，便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观点是否显得过于盲目且不负责任？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先辈的教诲，他们是否真的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持续处于贫困状态？实际上，他们明确指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条件是物质财富的极大积累，唯有如此，按需分配才能得以实现。对于宣扬“贫穷过渡”理念的同志们，其所倡导的“贫穷共产主义”究竟具备哪些优势与魅力？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当前人民公社所实行的供给制，并未真正贯彻按需分配的原则，实则演变为一种平均主义现象。我国农民自古便持有平均主义的观念，东汉末年，张鲁所倡导的“太平道”，亦称作“五斗米道”，便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农民仅需交纳五斗米，即可保障日常饮食无忧。这或许可以视为我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尝试。如今，部分同志急切地追求共产主义，实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北戴河会议明确提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必要条件，每一项都至关重要，任何一项的缺失都将导致无法踏入共产主义的门槛。
毛主席深情地表述，无论在何时，我都不愿急于推动变革。年岁已至六十五，即便人生步入暮年，我也不会急切行事。
毛主席曾深刻指出，若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全面考虑物质、精神以及国际等多方面的条件，否则单凭一声宣告是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我们务必清晰界定两个关键的分界：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差异；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界限。在迈向全民所有制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保持谨慎，绝不能轻率地宣布我们即将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
毛主席曾言，我国推行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改革，不仅令杜勒斯为之震惊，亦让赫鲁晓夫颇感意外。相较之下，赫鲁晓夫的态度显得更为审慎。他目前仅表示，将在12年内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进行探讨，但尚未明确表示届时将立即启动这一过渡。
部分同志急于求成，怀揣着超越苏联实现转型的强烈愿望，然而这种心态实不可取。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上已行进了41载，而我方才起步9年，却妄图成为先驱，这显然是心急求成。世间万物均有其成长规律，正如人的成长划分为幼年、少年、壮年、老年，水的形态亦分为溪流、江河、湖泊。一切事物的演变都应顺应其自然规律，从量变到质变，必经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盲目追求变革。
毛主席明确指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与编辑必须保持思维的清醒，勤于深谋远虑，提炼出独特的见解，绝不可轻易盲从，随大流而行。他们必须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探寻事物的本质所在。此外，他们还需擅长进行对比分析，不仅与周围环境相权衡，更要将历史与现实、东西方文化进行相互对照。
在唐代，一位明智的太守在处理案件时，并非直接与原告和被告对质审问，而是首先对他们的亲友以及周遭环境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在全面掌握情况之后，才开始对原告和被告进行审问。这种做法被称作“勾推法”，亦即“比较法”。新闻工作者与编辑应当掌握这一调查研究技巧，实则它亦代表了一种思考路径，一种务实的思维模式。
各位新闻界同仁，尤其是那些引领舆论潮流的媒体先驱——毛主席的目光此刻聚焦于我，语气铿锵有力地强调：“你们这些记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务必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毛主席与我及田家英的此次交谈，气氛显得尤为坦诚直率，情绪亦时常高涨，几度达到激昂的顶点。这无疑与他下午与各大区组长们所进行的深入交流有关，彼时他的思维异常活跃，言辞亦流利自如，直至夜深人静方才结束。
最终，毛主席郑重地叮嘱我务必迅速将这一精神传达给记者群体，并关切地询问我有哪些可行的途径可以加速这一信息的传递。我向他建议，鉴于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的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迅速得到传播。毛主席起初提议，是否可以将会议的地点移至武汉，但他很快又考虑到临时更改会址可能带来的种种不便，尤其是考虑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结束，紧接着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届时将有众多重要人士齐聚一堂。
田家英建议，中央办公厅应每日安排一架专机在京城与汉口之间往返，以便次日能及时返回传达重要指示，并确保次日能够顺利起飞参加会议。经过我仔细考量，此建议确实可行，毛主席也对之表示了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