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值了。”老人说完这话没多久，就在田埂上摔了一跤，再也没起来。火化那天，儿女们在他胸前放上了一枚褪了色的朝鲜勋章。
这枚勋章的故事，得从1984年一张被丢在加油站的旧报纸说起。那年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席间跟邓小平同志提了个事，说想见见几十年前在朴达峰战场上，那个叫“柴云正”的战斗英雄。
北京这边一听，立刻就去查。军事博物馆里，“柴云正”的照片还挂在墙上，身份是“烈士”，档案里写着“战斗中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可朝鲜那边言之凿凿，说当年这个人绝对是个狠角色，带着一个排硬生生从美军手里抢回了三个山头，自己身上挨了二十四刀，肠子都流出来了，愣是没死。
命令一层层传下来，最后落到了四川。全省范围开始找一个“失踪”了三十三年的烈士。
四川岳池县的一处农田里，一个叫柴云振的老头，每天干着和土地打交道的活。村里人只知道他是个退伍兵，性子闷，话不多，右手食指少了一截，脑袋上常年包着块纱布，没人知道那下面是当年被美国人的子弹和弹片削掉的头骨。
他儿子那天从镇上回来，手里捏着一张发黄的《四川日报》，上面一则寻人启事格外扎眼。他对着正在田里忙活的父亲喊：“爸，这上面找的人，咋跟你名字这么像？”
柴云振当时没吭声，只是默默地直起了腰，望向远处的山。晚上，他才颤颤巍巍地从床底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打开来，里面是一张更黄的复员证，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三个字：柴云振。
一个点，就差了一个点。档案里的“柴云正”，和他手里的“柴云振”，三十三年的光阴就这么被隔开了。当年在战场上，他身负重伤昏死过去，被后送回国抢救，部队以为他牺牲了，就地记录为失踪。他活过来后，因为信息混乱，拿着复员证就回了老家，从此再没和部队联系上。
这些年，他当过乡长，也开过石灰厂，但从没跟任何人提过朝鲜战场上的事。那些军功章，被他随手丢在木箱的角落里，落满了灰。他说，跟他一起冲锋的战友都死在那片高地上了，自己能活着回来，已经是天大的幸运，哪还有脸到处去炫耀。
武汉军区的人找到他时，他正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同行的还有他当年的老战友孙洪发，两人见面，一句话没说，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孙洪发指着他头上那块疤，哽咽着说：“错不了，就是他，当年这块头皮都是我帮他包的。”
一切都清楚了。1985年，柴云振受邀前往朝鲜。金日成亲自接见了他，紧紧握着他那只残缺的手，把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工作人员当着他的面，把他那张挂了三十多年的“遗像”摘了下来。老人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我还活着呢。”
回来后，他拒绝了政府安排的所有优待，又回到了岳池县的那个小山村，继续种他的地。他说，国家给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添麻烦。他依旧是那个闷不做声的庄稼汉，只是偶尔，村里的小孩围着他，他会讲讲那些遥远的，关于雪和血的故事。
他把那枚金日成亲手戴上的勋章，和国内发的军功章锁在一起，再也没拿出来过。或许在他心里，这些东西的分量，远不如那些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真正的荣耀，应该属于那些回不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