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齐桓公在春秋乱世中急切地问鼎霸权时，他的相国管仲没有建议他厉兵秣马、四面出击，而是献上了一个看似迂回，实则高明至极的战略——“尊王攘夷”。
这简单的四个字，辅佐齐桓公成为了春秋第一霸主，开创了彪炳史册的功业。
那么，在风云变幻的今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国能否从这套古老的东方智慧中汲取灵感，走出一条独特的强国之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读懂，管仲的“尊王攘夷”究竟高明在何处。
它不是简单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一套精密的战略组合拳：
1. “尊王”——掌握道义的制高点。 当时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是礼乐秩序的象征。管仲劝齐桓公“尊王”，就是主动扛起维护周礼的大旗。所有军事、外交行动，都打着“奉天子以讨不臣”的旗号。这相当于拥有了国际社会的“合法授权”，将齐国的国家利益，巧妙包装成了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公共产品”。征伐他国，不再是恃强凌弱的侵略，而是“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
2. “攘夷”——打造利益的共同体。 当时北有山戎、南有荆楚，对中原诸国构成巨大威胁。管仲提出“攘夷”，就是将各国的外部矛盾集中起来，树立一个共同的“假想敌”。通过领导各国抵御外敌，齐国自然成为了中原集团的“保护者”和“盟主”。其他国家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依附于齐国，形成了以齐国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这套策略的精髓在于：它追求的并非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霸权”，而是一种被普遍接受和依赖的“领导权”。它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收益和道德威望。
那么，今日中国，可否复用此策？
答案是：形不可复制，但神值得深悟。 时代的底层逻辑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简单的照搬只会弄巧成拙，但其战略智慧的核心，依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1. “尊王”：从“周天子”到“联合国宪章与国际秩序”
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周天子”这样的天下共主。但存在一套二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规则与多边体系。这可以被视为现代版的“王”。
中国的选择，正是旗帜鲜明地“尊”这个“王”。我们反复强调自己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反对任何国家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在气候变化、反恐、维和等全球性议题上，中国积极承担责任，这正是“尊王”精神的现代体现——维护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秩序和道义准则，以此占据国际话语的制高点。
当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时，其叙事核心也是“共商、共建、共享”，是促进全球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而非建立一个新的朝贡体系。这与管仲将齐国利益与诸侯利益捆绑的思路，在战略逻辑上如出一辙。
2. “攘夷”：从“戎狄”到“全球性挑战”
今天的“夷”，不再是某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网络安全等。
中国完全可以，并且已经在扮演“攘夷”领导者的角色。
·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全球提供大量疫苗和物资，这就是在“攘”疫情之“夷”。
· 中国大力推进新能源产业，承诺“双碳”目标，这是在“攘”气候变化之“夷”。
· 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这是在“攘”其他形式的安全之“夷”。
通过领导应对这些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不仅能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更能自然而然地凝聚起最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作，提升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这比与某个特定国家进行零和博弈，要高明得多，也正道得多。
古今之变：必须认清的根本差异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古今背景的天壤之别：
· 主权平等 vs. 等级秩序： 现代世界遵循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不存在高于国家的“共主”。中国的“尊王”是主动维护国际公义，而非屈从于某个上级。
· 合作共赢 vs. 霸权依附： 管仲时代的最终目的仍是建立齐国的霸权，诸侯国是依附关系。而今天中国倡导的是互利共赢，是构建伙伴网络，而非盟友体系。
· 文明多样性 vs. 华夷之辨： “攘夷”在古代有明确的文明优越感。而今天，我们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冲突论”。我们“攘”的是问题本身，而非将任何文明或国家标签为“夷”。
结论：不称霸的智慧
管仲的“尊王攘夷”，本质上是一套在既有框架下实现自身战略目标、同时赢得人心的“低成本称霸”策略。它的核心智慧在于：道义是最好的武器，共同体是最稳固的根基。
对于今日之中国，完全复制这套策略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但其战略灵魂——高举道义旗帜，引领共同事业，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确立领导地位——却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
中国不必，也不会去追求齐桓公式的“霸主”地位。但通过深入领悟“尊王攘夷”的古老智慧，中国可以更好地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个永不称霸的大国，如何通过维护国际公义、应对共同挑战，来赢得尊重、促进和平、引领未来。
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给予我们的启示：真正的强大，不在于能令多少人屈服，而在于能让多少人信服与追随。
